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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印度的水问题

亚洲开发银行称,南亚是全球水资源最为紧缺的地区,人口以每年2,500万的速度增长,1950年以来人均可用水资源量下降了70%。美国和德国合作的“重力恢复与气候试验(GRACE)人造卫星”从空中拍摄的结果更是表明,西起巴基斯坦横跨印度北部最终进入孟加拉国的一块长达2000公里的狭长地带,地下水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枯竭。在这个世界农业灌溉最稠密的地区生活着6亿人口,而每年损失的地下水达到54立方千米(540亿吨)(Rodell, Velicogna et al. 2009)。

与此同时,印度的河流严重污染。北印度的恒河污染,由于众多游客亲眼所见而闻名于世(Sabata and Nayar 1995)。印度水污染可以分成多个维度,既有农业污染(如杀虫剂比例奇高),又有工业污染(如重金属严重超标),也有生活污染(如对尸体的水葬等),情况十分复杂(Singh, Malik et al. 2004)。而且印度的水污染,随着经济发展也有趋于严重的倾向。南印度亦是如此,最重要的河流Cauvery River 的污染触目惊心(Mathivanan, Vijayan et al. 2007)。

除了水污染之外,水资源的总量分配是印度的另一个重要问题。印度的降雨极大地受到季风(Monsoon)因素的影响。印度东部如阿萨姆地区,在季风季节容易发生水灾。而西部和南部广大地区,总体来说都缺水。在季风有延迟或者降雨量不足的情况下,旱灾就更为严重。特别是需要灌溉的西部和南部的农业区,水的稀缺问题更为突出(Gaur, Biggs et al. 2008)。

由于缺水,印度卷入到多边争夺水资源的国际冲突中,如印-中,印-巴,印-孟,印-尼等跨国水资源争夺一直十分激烈。巴基斯坦和印度在1960年签署的《印度河用水条约》有巨大影响,曾帮助印巴规避多次重大冲突,直到如今依然有效。但是巴基斯坦与印度之间水资源分配关系仍然非常紧张。巴基斯坦不仅指责印度违反了《印度河水条约》的规定,占据了过多的水资源,而且要求修改该条约,认为据之建立的水资源使用的法律框架一直偏向印度。两国之间关于跨界河流水资源重新分配问题的对话正在开展之中,但却迟迟未能取得进展(Miner, Patankar et al. 2009)。

而印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,水资源分配的冲突不仅表现为国际冲突,也表现为国内邦与邦之间的冲突。其中影响最大的,就是在南印度Cauvery River流域的水资源分配问题(Ghosh and Bandyopadhyay 2009)。Cauvery River(或者拼写为Kaveri)河是南印度最主要的河流。它发源自喀拉拉邦,往东南经过卡纳达卡邦和泰米尔纳都邦,最终注入孟加拉湾。从历史来看,它一直是印度的圣河,也是南印度悠久文明的母亲河。可是围绕这条河,几个邦之间的斗争从未平息,已经延续了几个世纪。

 

南印度的政治特征

本研究主要涉及南印度的三个邦,分别是喀拉拉邦,卡纳达卡邦和泰米尔纳都邦。这三个邦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。1956年, 印度中央政府决定以语言划邦的决定, 将讲泰米尔语的德拉维达人集中居住的地区独立建邦,即泰米尔纳都邦。卡纳达卡邦主要说卡纳达卡语,而喀拉拉邦主要说马拉雅拉姆语。总体来看,南印度与北印度的差异非常大(比如传统的基督徒就集中在印度南部的几个邦),从语言到习俗到政治运动,一直存在显著差异。再更仔细地观察,喀拉拉邦,卡纳达卡邦与泰米尔纳都邦也各有不同。

喀拉拉邦是印度人口最稠密的邦,文化、经济高度发达,识字率高达95%。喀拉拉的经济水平显著超越印度平均水平,被认为是“喀拉拉模式”(Franke and Chasin 1999, Parayil 2000)。喀拉拉经济发展与很多因素有关。第一个因素是充裕的社会资本,使得喀拉拉人一直有在海外打工赚钱(如迪拜)的传统,并将收入汇回喀拉拉,为当地积累原始资本(Heller 1997)。第二个因素是喀拉拉的社会运动非常活跃,积极推动社会公平,减少等级差异(Ray and Katzenstein 2005)。吴晓黎(2009)在喀拉拉的研究工作也证明了这一点。第三,喀拉拉注重生态的可持续发展,所以工业化程度不高,水土保持较好,受环境的影响相对较小。虽然这样,喀拉拉的水资源仍然存在问题,也是社会运动的重要关注议题(Nair 2009)。

与之相比,卡纳达卡邦与泰米尔纳都邦之间的水资源竞争要激烈得多。卡纳达卡拥有著名的城市、作为“印度硅谷”的班加罗尔。班加罗尔有超过650万的人口,汇聚了全世界大量IT企业。但卡纳达卡邦的其他城市的人口都少于100万,远远无法和班加罗尔相比。整个卡纳达卡邦的差异非常大,虽然班加罗尔的IT化程度很高,但项飚(2012)的研究结果表明,这几乎是汇聚全印度资源的结果,效果都没有“溢出”(spill over)至卡纳达卡邦的其他地区。

卡纳达卡邦的政治环境,中国的关注较少。总体而言,它与落后种姓及中下阶层的社会运动密不可分,这一点要比喀拉拉激烈得多(Besley, Pande et al. 2005, Natraj 2007)。著名领导人Devaraj Urs为卡纳达卡邦留下了丰富的政治遗产,他一直主张要推动表列种姓和落后种姓群体的权利发展。所以在卡纳达卡邦,除了极少数地区如班加罗尔笼罩在硅谷的光环之下以外,我们应该把更多注意力投向更为广大的乡村地区。近年来,卡纳达卡邦经常发生的农民自杀问题引发了广泛的关注,常常与水资源利用有关(Aiyer 2007, Assadi 2008)。真正受到水资源分配利益冲突的族群,都是生活在乡村地区的贫穷农民。

与卡纳达卡邦相比,泰米尔纳都邦的政治又具有自身的特色。泰米尔纳都是印度历史最悠久的地区之一,靠近斯里兰卡,同时也是印度重要的粮食产地。泰米尔纳都很早就有自己的独立文化传统,特别是电影传统与孟买的宝莱坞传统截然不同。例如Marudhur Gopalan Ramachandran是泰米尔纳都的著名影星,后来成为该地区的重要领导人。这些特征意味着泰米尔纳都大规模的社会运动,往往会借助电影等大众媒介手段(Dickey 1993)。因而在研究当地族群政治以及水资源分配问题时,也应该注意到这些媒介手段和意识形态(Mosse 1997)。

过去印度水资源分配制度趋于无效(Swain 1998),而水资源引发的冲突已经引起很多研究者的关注(Hardiman 2008, Joy, Gujja et al. 2008)。总体来说,印度的水资源分配制度是很含糊不清的,产权从未得到明确界定(Richards and Singh 2002)。近年来,泰米尔开始推行“水资源合并计划”(Water Resources Consolidation Project,WRCP),已经成为泰米尔纳都邦的指导性水资源分配制度,引起关注(Wood 1998)。值得一提的是,我们不仅要研究三个邦之间的水分配,还应该注意泰米尔纳都邦内部的水资源分配(Bosu 1995),这正是印度政治复杂性的突出表现。

毫无疑问,水资源分配是南印度政治研究中最重要问题(Sahni 2006, Weber 2006)。我们要认识到它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联系。第一,它是一个历史问题,早已存在数百年,所以我们需要历史地认识水的分配问题(Mosse and Sivan 2003)。第二,它也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。印度在传统上不为水定价,但是将电力的供给与水挂钩,从而形成一种复杂的分配机制(Folke 1998)。第三,Bijker 从“堤”与“坝”的角度讨论水资源分配上的合作与竞争,它涉及到不同地区的社会规范和文化传统(Bijker 2007)。

另一方面,我们应该从水资源分配的角度来研究南印度政治,这是研究南印度政治的一个重要切入点(Dickey 1993)。Mosse特别指出,水的分配不仅具有现实经济意义,也具有政治上的象征意义,常被用作政治斗争的符号(Mosse 1997)。

此外,水资源的分配还牵扯到许多相关的社会政治问题。比如南印度的水污染是一个问题(Goldar and Banerjee 2004)。在水资源分配中的女性参与和女性的潜在作用,也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问题(Meinzen-Dick and Zwarteveen 1998)。

 

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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